当代新儒家及其志业

当代新儒家及其志业

时间:二〇〇八年三月一日
地点:高雄崇义大楼

  各位朋友大家好。今天这一场演讲,是临时多出来的。自从一九九四年元月开始,我每个月都举办读经的师资研习,本来十几年来,所有师资研习都在台北,两年前基金会成立后,就想多扩大服务,于是北中南每个月轮一个地方,所以每隔三个月,我就会来南部一次。我听说,今天的听众大部份是读经的推广者,对读经理论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,所以我今天就讲读经以外的题目,因此今天的讲题和平常不一样,今天讲「新儒家及其志业」。
  别人看我——或是我自己勉励自己——是一个新儒家之徒。本来自古以来,有所谓「儒家之徒」,现在加一个「新」字──「新儒家之徒」。我是不是能够当新儒家的门徒,我不敢自居,我只是努力,看看能不能跟着新儒家,做一个新儒家的追随者。什么叫作「新儒家」?今天的演讲首先要解释一下「新儒家」这一辞的意义,从这说明中,了解新儒家的特色,再进一步说明新儒家的志业所在。
  我勉励自己成为新儒家之徒,而且我也希望大家都成为新儒家之徒,为什么呢?在还没做解释之前,我有一个思考的方法,需要介绍给各位:我们面对问题,大概有两种思考模式。有一种是比较容易的,大家常在用的;有一种是比较不容易的,也是一般人不常用的。对于特别的事,我们要用特别的模式去思考,就是要用不常用的那个模式,才能够把问题想清楚。世间的道理,说少不少,说多也不多,总起来也只不过两个类型,只要我们思考问题的模式走对了路,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有些一般人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,往往是因为他思考的模式没有选对而已,所以一个人同时具备两种思考模式以随时运用,是很必要的。

「平列的」和「纵贯的」思考模式

  哪两种思考模式呢?第一种是平列的,是「并立式」的,也可以说是「横剖面」的思考模式。什么意思?就是当面对一些不同的观念,不同内容的东西,我们把它们看成是并列的,就是一样、两样、三样、四样,我们一般人常说的「多元化」,可能都是这样思考的。这样在我们眼前,左边有一类学问,中间有另一类学问,右边又有另一类学问,有好几种学问,可以摆开来。譬如谈教育,我们说学生的个性和才华是多元的,我们要尊重个别性,顺着这些个别差异,培养多元的人才,所以要有多元化的教育。现代美国迦德纳(Gardner)教授确实地指出人类有所谓七种智慧或八种智慧,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有七种课程、八种课程,来应对学生的各种智慧。我就请问各位,你对这所谓的多元化,这人类的多种智慧,还有世间的多种学问说法,你是怎么看的?又,譬如东、西方的学问,你怎么看?是不是东方文化一边,西方文化一边?
  迦德纳教授所谓的多元智慧,有语文、数理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能、自我反省、与人相处等七种,后来,他又加上一种观察自然,总共八种。像这样几种智慧,请问你是怎么看的,是不是横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?如果是这样平面的思考,我们把它归为「平列的思考模式」。但除了这样排列之外,我们是不是可以由下而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?如果是这种层次性升进的思考,我们就归入另一种模式,叫作「纵贯的思考模式」。原则上,我们面对问题讨论问题时,应该采用相应的思考模式,才能够使问题与答案各得其所、各正其性。假如我们头脑里面只有单一的一种,那么,不管人生问题是平列的关系、抑或纵贯的关系,你就只能用唯一的一种思考模式去思考。如果你只有平列的思考,而它刚好是平列的,你的思考就可能是相应的;但它如果是纵贯的关系,你却用平列的方法去看它,那就不相应,你就不能够确实地处理这些问题。
  刚才我说人类至少应该拥有这两种思考模式:「平列的」和「纵贯的」。但一般人往往只具备一种比较简单的、比较常见的、大家常用的,你猜是「平列的」还是「纵贯的」?是的,是「平列的」。因为「平列的」比较简单,「纵贯的」比较难。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能力,这种能力就是——我既可以平列又可以纵贯。面对着多种的学问或多种的理论,应该用平列式的思考就用平列的,应该用纵贯的就用纵贯的,运用自如。如果没有建立好这两种思考模式,只用一般人常用的「平列的」思考模式,遇到纵贯的事件,你就会把高的看成低的,这往往会产生「狗眼看人低」的效果。
  以上,我先提出两种思考模式,因为你如果仔细听,在我的演讲中,随时都在运用这两种模式。现在回头讲新儒家,要了解「新儒家」,首先要了解「儒家」。讲到儒家,就先要讲到「经典」,你了解了「经典」,就比较能够了解「儒家」,乃至「新儒家」。
  什么叫作「经典」,我就想要用四库全书「经史子集」的观念来说明。「经史子集」号称「四库」,中国图书的总集称为「四库全书」。我们提到「四库」,要联想到另外有一个民族的学问,叫作「三藏」,三藏就是「经、律、论」。「经律论」是佛教书籍的分类,「经史子集」四库是中国书籍的分类。书籍的分类,就代表学问的分类。请大家注意一下,佛教的书籍分成三大类,这三大类都是宝藏,所以叫作「三藏」,这三藏的排列是「经、律、论」;我们中国的学问分成四库,用四个仓库收藏起来,也是四个宝藏,四库的排列是「经、史、子、集」。我刚才口气比较强调的是哪一个字?「经」!经刚好都排在第一位。
  要知道,这不是偶然的、随意的「刚好」,而是不谋而合。因为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有学问的人、有理性的人、有智慧的人,所见自然略同。也就是说,这是真理的所在,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见解。所有有智慧的人来安排这些书籍,次序大体都是这样的,「经」一定是在首位。佛教的书籍里,凡佛所说的记录,叫作「经」;佛说了以后,或者当下有人听闻了佛的说法,或者经过了几十、几百年,有人读了记载佛语的书,有自己的心得,并发挥佛理教导众生,这些人通称为菩萨,这种菩萨发表他的心得和解说,叫作「论」。佛说为经,菩萨造为论,这种分别是不能乱的。而「律」也是重要的东西,是佛教团体的法律,叫作戒律,戒律的重要性,还在菩萨的论述之上,所以佛典的排序是「经、律、论」。

经、史、子、集

  而中国的典籍这么多,请问,哪一本可以称为「经」?普通常说四书五经、十三经。什么叫作「经」?为什么称它们为「经」?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说:凡是跟孔子有关的书叫作「经」。何以如此?刚才说,在印度,佛所说叫作经,在中国,凡是经过孔子的编辑、经过孔子的解释、或者孔子的手笔,孔子拿来做教材的,这些书,后来都叫经。自孔子以后,依循孔子的经,而作注解、讨论、补充的,也就是令经书可以更好流传的书,叫「传」。传,就是转述、传述「经义」的书——有的传转述得很好,到后来也被尊奉为「经」。所以,本来的经有六种,号称六经,西汉设经学博士时,《乐》已失传,只有五经——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仪礼》和《春秋左传》。其中《左传》虽然是传,因为把春秋解得好,当作经看;西汉时,加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号称七经。到了唐朝,讲春秋的《穀梁传》、《公羊传》,讲礼的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,和解经的工具书《尔雅》也成为经,就有十二经。到了宋朝,也把《孟子》升格为经,总共有十三经。为什么后来的一些书也被称为经呢?因为它很贴切于道、很贴近孔子的学问,也就是说,他很贴近圣人的心灵,所以本来是「传」或「记」,后来也升格为「经」。
  再说「子」。什么叫「子」?我们说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,都称之为子。「子」就是「先生」,「先生」本义是「年长的人」,这里指教学的人。敎学的人,大体年龄都比学生长些,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生命有高度的成就;是高度的思想家、高度的思想者,才能成为有高度的老师,才能流传后世,才能在历史上留名,而称为「诸子」。不是一般曾做过老师的都可以称为子,如果只要他做过老师教过学生的都可以叫「子」,像我,我也成为子了,是什么子?对啦,我是「王子」!但你们如果称我为「王子」,会成为笑话,因为历史是不承认的,我没有那么高的学问啊。所以在历史上被公认成为一个「子」,也不简单,都是高度的思想家。
  此外,我们一说「诸子」,往往还会接着说「百家」。什么叫作「家」?家就是一个家族。古时大夫称家、诸侯称国,天子称天下。「家」本是一个家庭,引申为一个家族,是传宗接代的意思。在贵族政治的制度中,凡是大夫以上,都有封地,其爵禄位可以世袭,父传子、子传孙,好像一个「家族」一样。所谓「诸子百家」,这个「诸子」的「子」,指的是一个个人,而这个「子」所传授的学问高明,一代传一代,俨然像一个家族,就称为「家」了。先秦传下来的学问,有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等,这个「家」的意思就是一个学问的家族,也就是一门学问的传统,有许多学问传统,所以说「百家」。百家是由一个思想者所传下来,于是百家之学,就称为「子」学。他们的书,称为「子书」。
  至于「史」,是关于历史之书;「集」是经子史之外,个人的文集或经过汇编的总集,义理辞章考据都有,但毕竟文学类为多。「经」跟「子」本都属于思想性的学问,性质是相近的,但为何还要分为两类呢?刚才讲佛所说称为经、菩萨所造称为论,经跟论不同。那么经跟论的不同,请问它是平列的不同,还是上下的不同?是的,就如同宪法跟法律的不同,它是上下的不同。同样的情况,刚才我们讲了诸子百家,诸子可以包含我们所常讲到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韩非子、墨子等等,学问都流传至于后世。孔子、孟子,我们现在称为儒家;老子、庄子称为道家;韩非子我们称为法家;墨子我们称为墨家……假如诸子就是很多的思想者,请问「诸子」的意思是横列的还是纵贯的?没错,是横列的。但是,假如依照惯例,《论语》这本书应该叫作《孔子》;因为老子的书叫作《老子》;庄子的书叫作《庄子》;孟子的书叫作《孟子》……我们刚才说诸子是平列的,但是,我们看到后来,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——孔子和孟子两个人的书可以当成经,而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,永远是子。
  本来,唐朝的皇帝、王公贵族往往信奉道家,因为听说老子姓李,唐朝的皇帝也姓李——李渊,李世民认祖归宗。他们非常尊崇道家、虔信道教,所以那时候极力地推崇老、庄之学:《老子》一书被称为《道德经》,《庄子》一书被称为《南华真经》。他们升格了。但这种推崇并没有成功。一般人或许知道《道德经》是《老子》,但《南华真经》是《庄子》就不太有人晓得了。而在正式场合,譬如在学术界、在大学或研究所开课,从来没有一门课叫作「道德经」或「南华真经」的,只有开的「老子」课、「庄子」课。从古到今,为什么读书人要区分经和子的不同?其中就有思考模式的问题。当说「诸子」的时候,孔子、孟子和诸子是平列的,当说「经」、「子」的时候,经和子的关系就是纵贯的了,孔子和孟子就被推上一层,和诸子不平列。请注意这个问题!

经典与圣人

 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读书人都有纵贯的头脑,不管任何朝代,都是以「经」为首要,都是推尊孔孟,至少推尊孔子。就是道家老庄思想发达的魏晋时代,也没有人敢将老庄放在孔子之上。比如说,《世说新语》记载斐徽问弼说:「夫『无』者,诚万物之所资也,然圣人莫肯致言,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?」王弼曾经注解《老子》,当然是老子专家,所以斐徽有一次问他:老子所说的「无」,真是万物的本源,是人生很高的境界。但圣人不肯说「无」,而老子一直说个不停,是为什么啊?各位,这里所说的圣人,是指孔子而言,那时,圣人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,即使道家之徒也称孔子为「圣人」。我们读过《论语》、读过《老子》,你或许心中也曾有这个疑问,是啊,无的作用这么大,境界这么高,为什么孔子没有强调呢?假如你心中不曾有这种疑问,可能你读书的功力还不够,没有体会到那学问「玄远」的意境。但假如你曾起了这疑问,而后来已经解答了,那我就恭喜你,你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!我们看王弼怎么回答,弼曰:「圣人体无,无又不可以训,故不说也。老子是有者也。故恒言其所不足」王弼不是魏晋时代的名士吗?他们那个时代不是谈三玄吗?他们特别喜欢谈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易经》这三本书,其实就是谈境界问题,形而上问题。这个谈玄的时代,不是最推崇老子庄子吗?但有人问:老子一直讲,孔子并没有常讲,是什么原因?王弼回答说:「无」是最高境界没错,但「圣人体无」,孔子是整个生命在「无」里面,他体贴了「无」,从自己的生命中表现出「无」;但「无又不可以训」,无是不能讲的,无是要做出来的,不是拿来嘴巴说的,而且无既然是超越的境界,也不能用语言表达,所以圣人不讲;「老子是有者也」,老子的境界还没有到「无」,老子还在「有」里面,「故恒言其所不足」,所以他天天讲,天天讲就代表他不够,不够才要拼命讲。纵使是魏晋时代这么推崇道家的时代,这些真正有智慧的人,都还知道儒家跟道家不同,他们的不同不是「并列」的不同,而是「上下」的不同。到了宋明理学,那就更不用说了,——宋明理学继承儒家的精神而表现,西方人为了研究方便,为宋明儒取了个名字,叫作「新儒家」。宋明理学家号称「新儒家」的意思,是它有「新」意,它不同于先秦儒家,因为它吸收了佛教以及道教,他受过佛家跟道家的刺激,有一些新的发展。本质还是儒家,而有新的发展,所以叫新儒家,新儒家当然还是儒家。既然是儒家,那推崇儒家,乃至贬低道家,他们看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学问,是上下地看,就更不用说了。
  中国几千年来,每一个读书人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,一方面知道诸子百家,一方面知道诸子百家有层次。这是一种智慧,是一种很可贵的「辨别力」,它维持住人间的「价值感」。这种能力,大概到中华民国的开国,就消失了。从五四以来,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,丧失了这一种智慧,也就丧失了这一种分辨的能力。有些人说:「我喜欢老子!」你可以喜欢老子,但是他说:「我觉得老子比孔子伟大!」我就可以判断你的智慧并不高!你不服气,我虽然不能说服你,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服你:你认为你很聪明、你认为你很有学问、你能言善道、你有批判精神、你不受古人欺骗……那我就问你:「两千多年来的这些读书人,哪一个人聪明不如你?哪一个人学问不如你?哪一个人能言善道不如你?哪一个人怀疑批判精神不如你?」你不要认为你自己聪明、不要认为现在是现代化就可以随便乱说。学问有没有,只有有学问的人能够看出来,你不可以骗人的,骗人就是骗自己!只有从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才会那么愚昧,愚昧到现在!所以,假如有人提到儒家,你没有振奋起来,你就是一个没智慧的人,因为你就不懂什么叫儒家嘛!就好像你信佛,提到释迦牟尼,你没有精神一振,那你信什么佛教?所以,我们先分清楚经史子集的地位,用这个来对照,让我们先了解儒家地位的特殊:只有儒家的智慧,或是,只有完满的儒家智慧的人,才可以称为圣人,其他人不足以称为圣人!所以「圣人」这一个名号,不是随便说的,也不是容易得到的,不是谁给了就有的,孔子不敢说自己是圣人,他一直表示:「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。」所以,圣人不居圣,不自居为圣人,如此才能称圣人。

什么是儒家

  了解「经」的意义、了解「圣人」的意义,那么我们再来讲,什么叫儒家呢?我们说诸子百家,儒家固然是家,因为他一直在传授,其他家也一直在传授,像道家也有传授,但有些家就传得七零八落。只有某些家才传得久远,久的意思是时间上很久,远的意思是空间上很广,叫作「久远」。一门学问成个家,本就不容易,而这个家要能够流传久远,更不容易。传个一代两代或许还可以,但经过几百年,甚至几千年,谁还去管它呢?智慧与学问能够流传,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力量,不是靠任何政治、经济的力量,而是靠一种特别的力量——人性。有人对人性的了解越深、领悟得越透澈,就能够解答人生越内在越核心的问题,这样就越能够感动人!为什么?因为只要是人,一定有这样的人性,有这类的问题要解决。所以,能够深切地见到人性之本然;而能够开发人性之本然,或者我们这样说,能够深切地看到人性之苦恼,而能够指引人生走出迷茫的道路,它就可以流传越久远。这样,它教导了许多的人、影响了长久的时代,这种学问就成为一种「教」。影响深远、广大,这种「教」便可叫作「大教」。纵使有起伏——有些时代,人心淳厚人才鼎盛,大教便弘扬得大;有些时代,智慧低落、人心涣散,不能了解大教的深度意义,虽然本是大教,也似乎没落了——虽然有这样的起伏,但是它绝不断绝,历久弥新,这样子的大教,就是永恒的教。所以一个教之流传,不是靠有人传教。佛教的流传,最主要的不是靠和尚;儒教的流传——我们方便叫儒教,此教不是宗教的教,是教化的教——儒教的流传最主要的也不是靠一些秀才、儒者;基督教流传也不一定要靠牧师,基督教流传靠谁?靠基督本人的生命!靠他的教化、他的登山宝训。他碰触到人类最深层的一种罪恶——原罪,它能够解除你的罪恶,只要你顺服、只要你祈祷,这样就给人很大的安慰。一般人都是很需要安慰的,只要你需要安慰,他就对你有效!所以,只要人类不能免于被安慰、人类不能免于恐惧,基督教一定流传;只要你不能免于苦恼,佛教一定流传;只要你有良心在,儒家一定流传。
  这种流传,既然是出自人性的本然,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这教流传广大久远,就要注意了!注意它为什么会这样。当你去了解它的时候,你就很可能因此而悟入自己的心性,所以,一个人想要觉醒自己、开发自己,最好的途径是用这些经教开发自己,因为它是人性的表露。以智慧来读书的人,可以由此深入到人性的深处、体会到人性的本然。这个本然,借用佛家的话讲——来自于诸佛,而诸佛同一佛。而且真俗不二,诸佛是觉者,觉什么呢?觉人性,诸佛的心灵往上讲,通于广大高远的境界,往下讲,通于任何人的心性,所谓众生皆有佛性,如果有人不如此自信,不如此觉悟,就代表他辜负自己的生命!所以,这个教导对众生都有效,于是它就流传久远。这是所有大教之所以为大的特色,儒家之教,更是如此,孔子说:「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」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仁者,他必须实践,凭什么实践?是凭被老师教导、被父母要求吗?儒家说:「不是!」是凭着你内心的深度愿望!仁在哪里?在每一个人的心里!仁在你心里的什么地方?很深的地方。既然那么深,我怎么能够知道呢?孔子说,虽然很深,但是,你想要的时候,它就来了。为什么想要的时候它就来了呢?因为它本来就在那里啊!否则,怎么可能一要就来呢?孟子讲得更清楚,孟子提出了「本心」和「良知」的观念,这个心就是你的本心,这个知就是你的良知。良者,善也,也可以解释成长也、深也,如长久,说成良久,深夜说成良夜。良知是知善的知,是永远知道、随时知道的知。因为那是永远的随时可以自己省觉的知。假如你说:「我没有那种知!」那是你自己对不起自己。所以一个人想要开发他内在生命的质量,想要成为一个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人,他接触到这种学问的时候,立刻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:「这是我自己的生命,不是圣人的生命,于是圣人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!」陆象山说:「东海有圣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;西海有圣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;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;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,有圣人出焉,此心同也,此理同也。」这样的心同理同,并不是只有圣人才如此,当年陆象山兄弟和朱熹鹅湖之会时,象山的兄长陆九龄作诗说:「孩提知爱长知钦,古圣相传只此心。」说良知是圣圣相传的心法,但陆象山以为这样说还不稳妥,于是自己作诗说:「墟墓兴哀宗庙钦,斯人千古不磨心。」意思是这样随时感应的良知,是从古以来任何人都有的,未曾有一点消磨。所以,只要你体贴到,原来不只是作《易经》的人可以自强不息,如果你体会到自己的真生命,便会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来是活泼的,原来是向往于光明的,也就会有所谓「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」的生命力;不只孔子的生命是一片悦乐,如果你体会到自己的真生命,你也会「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」,你跟朋友来往,也会「不亦乐乎!」而任何待人处事,都视为自己份内的事,你也会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。你将体会到自己原来就是个君子!
  当你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,你整个生命是开展的,这叫作「君子坦荡荡」,这时候是愉快的。孔子用三个词语来表现:一个是「悦」、一个是「乐」、一个是「不愠」。「不愠」就是没有郁闷,连郁闷都没有,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忧愁了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得所谓的「忧郁症」,那不是生命原来的样子啊,他生命没长进,他辜负了自己,真是活该啊!当然这也是我们教育所要努力的——要把人性指点出来,把人性启发出来。但如何启发呢?孔子说「不愤不启、不悱不发」——原来一个人心灵的本质是可以愤悱的,只要我们不破坏它,它是会要求上进的,而圣人只不过是来点醒一下,让那生命的力量能如实地迸发出来。

诸子出于儒家

  如果能够这样了解自己的生命,你就知道为什么圣人之教会流传那么久远、为什么儒家的教导被称为经典了。其他的诸子、其他的百家,它对人性的了解没有这么深刻,它对人的问题,没有解决得这么彻底……你说法家吧!法家对人性有多少了解?它解决人生什么问题?它当然有用,但是它这个用是没有根的、没有源头的,它只有在社会上、在现实的社会上用。它不能够让一个人,跟自己的生命直接照面,它没有生命内在本质的发挥,百姓只是耕战的工具,有如蚂蚁的存在,所以最后不能安定人心,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。墨家也做不到这点,所以孟子要批评墨家。有人说,孟子批评墨家,批评得太严格了,这是你没有孟子的智慧。所以我们读书要小心,不要随便发议论。有些时候,古人传下来的议论是定论。你不要说,「为什么我要听古人的?他们有他们的定论,我们现在有现在的看法……」你不可以随便有看法的!因为,只要那个定论是从人性出发的,只要你是人,你也应该这样看。它就不是主观的意见,而是客观的定论,那种客观的定论,是永远的定。所以,不是有一批人故意要推崇孟子,然后把孟子捧上天、替孟子打圆场。我们不要这样轻看古人!
  从此我们可以顺便讨论一个学术史的问题:有人以为,因为汉武帝时,董仲舒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,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,把百家罢黜了,让儒家唯我独尊。自从那个时候开始,中国读书人就信奉了儒家、以儒家为标准、中了儒家的毒……你不要那么小气——如果用骂人的话说:你不要那么「狗眼看人低」。为什么董仲舒要那样做?董仲舒也是个大学者啊,他的所作所为,或许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批评的。进一步说,难道就像一般人所道听涂说的,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采取「政治手段」打倒百家?把百家「扫地出门」?不是的!所谓的「罢黜百家」是「不立百家博士」,就是朝廷里不供给百家的研究费,等于我们的中央研究院没有百家的研究机构,而只设儒家的研究机构。并不是把百家的书都烧了,也不是把研究百家的人都抓起来,只是政府不提倡罢了。民众还是可以学习啊,政府并不禁止,但是政府不提倡,只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政府不提倡?我们要想一想,是因为政府只提倡儒家,所以儒家才这样风光?还是本来儒家就值得提倡?这个因果关系要先弄清楚才好。
  此外,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议题,说,儒家纵使被独尊了,它也不会排斥百家。刚才我们说,假如我们认识到儒家的特质,会知道儒家为什么会流传广大,我们应该从它对于人性的开发这一点来思考,如果儒家对人性确实有根源的认识、根源的提醒,你就不要去怪古人为什么要把孔子尊崇为圣人,把儒家的书尊为经典了。如果我们了解了所谓圣人之道,就不会只盯着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象去议论了。我们可以这样说,「儒家」这一家的特色是:它没有自己的家。诸子百家都有它的家,儒家没有家。没有家不是什么都不是,成为游魂,反而它什么都是!它以天地为家、以人性为家。天地之道在哪里,儒家就寄托在哪里;人类的本性在哪里,儒家就寄托在哪里。所以道家好把握、道家好了解,因为道家就讲他那一套,墨家好了解、阴阳家好了解、法家也好了解,其他家都好了解,因为他们各有固定的一套……只有儒家不好了解,因为儒家没有一套,所以叫作「中庸」——因时制宜、因地制宜。儒家是完满的,内圣外王全部都在。而全部都在也不是混乱的、泛滥的,它有一个根源,根源在哪里?根源于人性。所以它有本有源,本可以长出各方的枝叶,源可以分成各支的流派。儒家既是整全的学问,则儒家可以涵盖世间百家的学问。我常用一句话来说儒家的心量:凡是天下有理性的学问都是我要尊重的;凡是人性所必须拥有的价值都是我要追求的,只不过有本有末、有内有外、有轻有重,所谓「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」百家各有其理,各有其用,为什么要排斥呢?
  于是,我们可以这样说:原来天下只有一家,叫作「儒家」。而儒家的学问包含百家,任何一家只要你有一技之长、你开发了某一面向某一层次的人性,儒家都给予承认——在它的范围内给予承认,但是不容许泛滥而超出它应有的范围——所谓「某一面向」,是横列的问题,问它在东边还是西边;所谓「某一层次」,是高度的问题,问它发展的高不高。不论是东是西,是高是下,都各有其理,既然各有其理,都各有其用。作为一个儒者,对所有学问理当一五一十地对之恰当地认识、给予恰当的安排,让天下所有学问都各安其位、各正其性、各得其所,这样子的心量就是儒家的心量。孔子说:「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。」又说:「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」不固执、没有成见,该怎么看就怎么看。这是了不起的生命!

一元涵盖多元

  现代人喜欢说多元,但多元不只是横列的,有时候可以是纵贯的,当纵贯看的时候,那最高的位次,就涵盖了笼罩了较低位次的内容,所以这里就有「一元」的出现。而这个一元,包含了多元。一般只知道有横列的多元,往往不知道纵贯的一元,更难知道一元是涵盖多元的。儒家就是有一、有多,一多兼备的学问。「一」在里面,「多」在外面;或,「一」在上层,「多」在下层。假如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人类的学问,你便有大心量,就代表你有儒家的精神。而假如你没有这种思考,没有这种心量,就代表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负起责任,你的心量不够大。心量狭小的人叫作小人,「小人」不一定是指做坏事的人,而是心量不能打开的人。请问我们要做一个君子还是做一个小人呢?很好,要做一个君子。做君子,就要打开心量。先秦的孔子、孟子再加上荀子,他们都有这种心量,「内圣外王」这是最简单的讲法。而儒家这种内圣外王,刚才讲过,内圣是内敛的理想,外王就是将那展开在整个现实世界中,内外都是无穷无尽的,尤其外王的学问和事业是要随着时代而变的,有人说先秦的时候,世界并没有那么复杂,现在时代不同了,所以儒家已经过时了。这种说法,又是从表面上来看学问了,他没有从根源上来看学问!所谓「为有源头活水来」,儒家有一个从心性而发的、对内在光明的自我体证、向往,有这种态度、这种人生的理想,这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活泼——程明道所谓「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……活泼泼地」,这个活泼的生命可以面对所有的问题——在所有的时代,而有新的处理模式。这一颗光明的心永远在。现实的事情一定是多变的,而道理是可以不变的,广大光明的心是可以不变的。有些人说读两千多年前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有什么用?这种人是不会读书的,他把书读死了,他只认得表面上的意思,执着在那事件上,古人叫作「死于句下」。事情过了,道理不一定过,人性是一样的,只是事情不一样,而所有的人间事都是人性的表现,所有多元的学问都是人性一元的表现。老实说,人间只有一门学问。
  所以,不管先秦儒家讲了多少内容,留下来多少书,他只要把这个本源点明给我们,他就足以成为大教——广大而永远的教。在中国历史发展中,汉朝时传进佛教,到了魏晋南北朝,佛教渐渐兴盛……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国兴盛?这不只是历史的偶然事实而已,我们必须探讨到人性的理由,什么意思?印度的学问传到中国,这个学问是有价值的、合乎理性的,它是真理。而这一方面的真理,中国以前的人并没有讲,「非圣人之道」,请问中国人要怎么办?你如果是当时的读书人,你该怎么办?告诉各位,面对这个问题,很简单!《论语》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教导我们了!所以,人生只要把《论语》第一章第一句话读好,就永远没问题!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,知道《论语》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,这个国家民族也没问题!因为它是永远的开放、永远的创新。什么是「学而时习之」?学,学什么?凡是人类理性的成就,都要学!所以孔子没有说:「你只能学我、你只能拜我为师……」孔子从不讲这个话!孔子说:「见贤思齐。」孔子说: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」学习而自我开扩自我长进,是我们人类自己内在本性之所要求的,这内在的本性有无限的潜能,有无限的光辉,一个人要日新又新地长进,才能满足自己,才有悦乐可言。凡是接受儒家教导的人都好学,而这好学,不是随便学,是学道理,有道理才学,没道理不必学,甚至要转换。

儒家的「下学」与「上达」

  而佛教有没有道理?我们中国人认为有道理,虽然他的道理跟我们儒家不一样,但是他有道理,我就要学。所以许多中国读书人去学佛教、甚至对佛教有很精深的了悟,开宗做祖。反过来说,真正的对佛教有深度了悟的人,从来不批评儒家。近代以来,有一些和尚肆意批评孔子,那是他们对不起自己的祖师、对不起释迦牟尼佛,对不起诸佛菩萨。佛菩萨不会这个样子!所以有些人说:「一切和尚都是释迦的罪人。」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骂和尚,因为也可以这样说:「一切神父牧师都是耶稣的罪人」、「一切秀才都是孔子的罪人」。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教主的心量和智慧的广大深远,他们把自己的教讲得小里小气了,他们以为把别的教贬低了打倒了,就是在弘扬自己的教。其实,刚好相反,他那样做,首先违反了人性,他还能代表智慧、还能传播智慧吗?我看只是扰乱世间,成个罪人而已!所以,当时的中国学者,从小首先读儒家的书,后来兼读道家的书,再后来有机会又读佛家的书,经过了五六百年,终于把佛教吸收进来。中国的学问本来是儒家为主、道家为辅,诸子百家在外围,现在再加上佛家,中国读书人并没有把佛家摆在外围,而是把它摆在核心,跟儒家道家并列为「儒、释、道」三家,所以一提到中国文化,便是以儒释道为主流,佛家的地位还在道家之上。自己民族的诸子百家,不在主流之内,而外来的佛学却在内,这是什么意思?这代表中华民族的理性,中华民族的大方,由于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心量和气度,使他成为一个大的民族。所以,中国古人为我们打下这个江山,他们用心灵的力量永远护祐着这个民族的子孙!现代的一些知识份子知道这种道理吗?我们有像古人这样的本事吗?我们面对古人,还能批评什么呢?还在抱怨什么呢?从此我们要认清中华民族的生命力,这个生命力是谁给的?不是老子庄子给的,是孔子孟子给的!光这一点我们就要敬佩圣人,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教我们要这样学习,没有一个人教我们要这样开拓生命的。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开拓,不这样开拓,就是对不起自己,对不起祖先、对不起民族、对不起天地。
  吸收了佛教,从此,中国文化就更加丰富,并且提醒了中国儒者,使他们也用心来建构儒家的心性论和形而上学。先秦儒家当然有心性论,有形而上学,但是并没有多讲,因为儒家重实践,人生实践的主题不在那里;道家一开口就讲形而上学,老子的书,一开头就是「道可道,非常道」,这就是形而上的兴趣;而儒家一开头是什么?「学而时习之」,老掉牙了。接下来,怎么改过迁善,这似乎是幼儿园的教导……不过,孔子说「下学而上达」,古人的批注是:「下学」学人事;「上达」达天德啊。所以,不要小看儒家、不要认为儒家只是粗茶澹饭。下学而上达,其实,工夫做到极处,「下学」即是「上达」,粗茶澹饭就是天道。但是,毕竟在文献上篇幅并不多,也没有系统的理论,相对来说,佛家的心性论和形而上学,更是连篇累牍说了很多,而且有相当完整的体系。原始的儒家有没有这一套呢?只要读读经典,便可发现,当然有啊,譬如孔子说:「知我者,其天乎!」孟子说:「尽其心者、知其性也;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」《易传》说「一阴一阳之谓道,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」,又说「大哉乾元,万物资始,乃统天……至哉坤元,万物资生,乃顺承天」。《中庸》表示得更清楚,说「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」,又说「自诚明,谓之性,自明诚,谓之教,诚则明矣,明则诚矣。」等等。中国古人有心性和形而上的体会和论述啊!为什么说没有?只是篇幅不多,不成严整的体系,但吉光片羽,便足以显露其洞见,后人可以由此确立其特性,依循这个思路,进而窥探其内涵,也不难讲出一整套。这一整套,在文句表达上,或许是古人所未有,但其义理乃是古人所涵摄,多说少说,没有本质性的差异。有人看到宋明儒多讨论了心性,多讲了形而上的话,就说什么阳儒阴释,表面上是儒家,骨子里是佛家。这些人啊,或许读书读不通,或许不曾读书,道听涂说,跟着乱讲。为什么讲无为,讲玄妙,就是道家?讲圆满、讲圆融,就是佛家?难道儒家境界就只能卑下吗?尚书说「无有作好」、「无有作恶」,孔子「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」,这不是无为的工夫吗?孟子说:「可欲之谓善,有诸己之谓信,充实之谓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」大而化,圣而神,神而不可知,当然是「无」的境界,也可以说是「空」的境界啊!《易传》说「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」,孟子说:「上下与天地同流」,为什么儒家以其道德的学说,就不能说真俗不二,不能说圆满圆融呢?所以,不是什么阳儒而阴释,儒家就是儒家!要从内容上来看,不是从形式上看。从本质上看,是看它的根据,看它的路数,而不是看他讲了多少话,甚至也不是看他用了哪些概念。若从形式上看,形式是「共法」,大家都可以用的。譬如讲「真俗不二」,凡是超越与现实两面俱备,都可以算是真俗不二,只不过,真与俗的内容意义不一样罢了。宋明儒者从一开始讲的心性,就是道德的心性,讲到两界不二的境界,依然还是道德的境界。那些说宋明儒是阳儒阴释的人,就是以形式来看学问,而没有以内容来看学问。请问,看一门学问是要着重它的形式、还是看它的内容?假如我们知道了,我们就不会这样糊涂,就不会再说宋明儒是阳儒阴释了。宋明儒者,是继承先秦儒家继续地往前发展,发展出心性论和形而上学,让儒家的成德之教,坦然明白,确然不拔,后世有所遵循,不致异化,这是很大的成就!
  顺着儒家的见解,从本到末,立基于人性,而到达高明完满的地步。这样就可以是一个教,而且是一个大教。有的「教」是以宗教方式表现,像基督教就完全以宗教方式表现;佛教,有的宗派以宗教方式表现,有的宗派不以宗教方式表现;道家跟儒家纵使也有超越意识和宗教情怀,但却不以宗教的型态表现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只有以宗教表现的才有教化功能,或说才是真正的高明,你千万不要这样看,有些时候反而要倒过来看:不以宗教形式表现的,才是了无遗憾,才是真的大教。从这个观点,我们就可以更加认识儒家的特质。儒家的特质就是完全的理性,根于内在。从本心开出去,涵摄所有理性的成就,面对现实所有的问题,给予恰当的安排和解决。于是儒家就是一个永恒的学问、不死的学问。纵使有时隐晦了,但人生不死,儒家是随时要复兴的!

当代文化问题

  在我们所处的当代——「当代」大约从民国初年开始,直到目前——当代我们又面对很大的人生问题,这个问题是什么呢?中国文化跟西洋学问冲突的问题。近一百年来我们遇到西方文化,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一样不一样?当然不一样。但是我们要马上再问:这个不一样的文化,有没有价值?有。不过很少人去问「有多少价值」,因为这是比较深、比较难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先不讨论这一层问题,我们先问:「有没有价值?」有,有价值。而只请问我们如何面对一个有价值的学问?你说怎么办?不错!就是学习。古人已经替我们做了一个典范,这个典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难得的典范!很少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这样把另外一个民族的高度智慧吸收进来,而且吸收得非常深广——广度很广、深度很深——印度人有佛经,读佛经,中国人翻译了佛经,也读佛经,印度人可以修证悟道,中国人也可以修证悟道;乃至于印度人不信佛教了,中国人还一直信,信到现在两千多年。不为别的,就因为佛教是智慧,既然是智慧,那就不只是印度人私有的,乃是全人类共有的,伟大的中华民族啊!我们是这样爱惜人类的智慧!
  很不幸的是,在当代,我们遇到另一支有价值的学问,至于它是不是可以称为智慧,我们先不管,至少是有价值的。对有价值的学问应当怎么办?刚才说了,效法古人「学而时习之」——学!请问怎么学?古人怎么学佛教的?从根本处学起,从心性学起。佛教大讲心性,而中国古人,不管是儒家、道家,也都讲心性,所以很方便地从心性学起。西方的学问,他们的心性在一神教,不过,一神教重点在启示和祈祷,不在心性,其心性讲得当然不够透彻,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所在。西方学问的长处,不是他们的宗教,乃在于科学与民主。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中国人,应该怎么学西方那一套学问呢?其实,学问是有本末的,我们应该从人性的根源上来看学问,看看西方学问是根于人性的哪一层次哪一面向,然后反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层次这一面向的根源?这是不言而喻的,人性同然,不管西方的学问是立根于人性的哪一层次哪一面向,中国人也一定有。因为西方人是人,我们也是人,因此我们不必紧张、害怕、恐惧,更不必眼红崇拜,我们应该知道那些学问都出于「人性」。如果一个民族从来没有从这一层次这一面向去开发人性,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能力。但是,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并没有这样想,尤其自从五四以来,被西方文化冲昏了头了,五四那辈名流的思考是,第一点:西方文化有价值。这一点我们都承认,没有人说西方文化没价值,民主科学有价值、有很高的价值。第二点:有价值的学问我们应该学。这一点,我们也承认,对有价值的学问,应当学。但是,第三点: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不同的,凡是不同的学问一定是冲突的,一定是水火不容的,一定要你死我活的。既然西方学问是有价值的,而且有很高价值的,我们要学西方文化,那就一定要打倒中国文化才能够学!这是他们的结论。而既然打倒了自己的文化,让整个民族心灵倒退到粗俗鄙陋的境地,又有什么能耐去见识其他民族的内在世界?又怎么可能从人性的根本处去学习其他民族的学问?于是,中国即使学习,只重外表,只占便宜,一百年了,也只变成一个移植仿冒的国家。把自己打倒了,别人的也学不成,岂不是「邯郸学步」?既没有学到新步,又失了故步,只好用爬的了。各位,孔子是这样教我们的吗?不是!孟子是这样教我们的吗?不是!甚至老子庄子也没有这样教我们,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这样教我们!而中华民族居然出了不肖子孙,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?
  中国人丧失了立体的思考能力,丧失了君子学而时习之、见贤思齐的风范。自从五四以后,中国人中了一种毒——很恶毒的心灵之毒,这一种毒就是:「打倒」两个字。现在我们回看一下五四时代的文章,满篇的「打倒、打倒」,所以中华民族就不再是一个安祥的民族了,开始内斗,斗得不亦乐乎。首先用西方文化打倒中国文化,再用现代打倒传统,然后用白话文打倒文言文……这样打倒打倒的结果,让中国人养成一种习惯:凡是跟我见解不同的,我都要打倒,我才能够存在。我曾追究这种恶毒的起因,原来是受了达尔文物种进化论——物竞天则、适者生存的影响。是胡适之把它用在民族、文化上,而我们国家民族采用了他的思想,教育一百年来的中国子孙。于是造就了中国这一百年的命运。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胡适对于这种理论尊崇的程度。胡适之的父亲原来是个秀才,胡适出生时,给他取了一个好名字:胡洪騂——洪水的「洪」,洪者,大也,他的音通于红色的「红」;騂就是《论语》里面「犁牛之子,騂且角,虽欲勿用,山川岂舍诸?」的「騂」。孔子跟仲弓说:你就像一头犁牛——犁牛是一种黑毛的牛。如果生的小牛,竟然毛是红色的,这种红色毛的牛叫「騂」,而且如果这騂的两角又长得很端正,那这只牛是很稀有尊贵的,只有这一种牛才可以用来祭山川、祭天地,山川天地之神都会喜欢牠。意思也就是说:一个有德有才者,一定会被重用!胡适之的父亲是秀才,当然有学问,就把他孩子叫胡洪騂,这个名字有学问吧!
  胡适之不知道长大到什么时候,改名为「适」。这一改名,注定了中国百年的命运。整个胡适时代——从胡适出头的民国二三十年代,直到如今,整个中国可以说是「胡适时代」,就是一个「打倒」的时代,打倒来、打倒去,把文化都打倒啦!首先用西方打倒中方,打倒自己民族的自信;第二用现代打倒传统,使中国的传统完全断绝;第三更狠毒,用白话文教育打倒文言文教育,让一个处在语文教育关键期的孩子只能学白话文,使他一辈子都不能读文言文。一个中国人不能读文言文,就等于不能读中国书,不能读中国书,谈何了解继承发扬中国文化?所以中国文化就被连根拔起了,这才是真的打倒了。「彻底打倒中国文化」是胡适以及同时的名流发起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。他们知道一时间不能够把中国文化完全消灭,但是,如果由政府的教育政策,暗中让一个孩子、让全民族的子孙永远不能读他祖先的书,久而久之必定把这一个文化彻底消灭!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国家教育——我们的国民果真都不能读经史子集啦!不能读经史子集就代表你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、不可能了解中国人的智慧!现在大部份中国人所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么来的?听人家说的!听谁说的?听五四时代以后的人说的,这还得了吗!要毁灭一个民族,很重要的方式就是——让他们离开他们的祖先。要离开祖先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不会读祖先的书、不了解祖先的智慧。各位,我们今天推广读经就是为了这件事啊,它的意义深重啊!

当代新儒家的三大志业

  中国近百年来的浩劫厄运,其根源就在「打倒」这两个字。政治是这个党打倒那个党,学术界常有相互詈骂之声,各行业中为利恶斗,网路上一片泼妇骂街的髒话,更不用说了。各位,如果你是一个读书人、一个知识份子,如果你自愿做一个好国民,你想端正你的心灵,应该从那种变态的心理挣脱出来,不被这一种浮薄的风气所影响。但是,请问哪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一种时代风气?你凭什么脱离?假如没有从心性的根源去找、找到生命的源头,怎么清除这种时代的毒素呢?所以,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学派,这个学派满怀中华文化的真情,面对时代的忧患,奋力抵挡时代的风气,备受打击而屹立不摇,这个学派叫作「新儒家学派」。
  在这个时候还提儒家,笑掉那些「新进」人士的大牙了,大家都不提儒家啦!提儒家就是保守,提儒家就是封建,提儒家就是迂腐!只有新儒家这一门,他敢站立出来,说:我就是儒家。儒家还没有死,儒家从来不死;儒家只是隐藏,儒家不会消亡,这样就活给你看!这叫作新儒家、当代新儒家!当代的新儒家秉承着儒家一贯的精神——理性的精神,凡是有理性处,就是诚心尊重处。哪里有文化,就是埋首学习处。自古中国人发挥了相当高度的理性、印度人发挥了相当高度的理性,而印度的高度成就在佛教,佛教已经被中国所吸收。所以,整个东方文化,都汇聚在中国,所谓儒释道三家。人性是很难完全开发的,一个民族能够开发一点点,已经了不起,何况中国古人把东方的两大文化融会贯通了,还传给附近的民族,形成所谓的「东方文化圈」,其实就是「中国文化圈」,其实也就是「儒家文化圈」。现在我们又遇到了西方文化,本来这是中国人的机会,我们可以秉承古人的方式,将西方文化吸收进来,消化它融会它贯通它。怎么可能吸收消化?因为我们确定西方文化也是根于人性的,假如不根于人性就不值得吸收;既然根于人性,它就根于我们自己中国的人性,我们并不需要打倒自己以后才能吸收西方。所以我发明了另一个观念,叫「全盘化西」。能够这样立志的人,就是儒家之徒,就是当代新儒家之徒。当代新儒家既然有此大理想,则应面对大现实,而有其所愿完成的大事业。
  牟宗三先生曾举出当代新儒家有三大志业,可以作为我们考查当代新儒家的标志。有此志业,即是当代新儒家,无此志业,即非当代新儒家:
  第一大志业,是所谓「道统的继承」。道统是指刚讲的「儒释道」三家的传统,尤其是以儒家传统为主,兼备两家。三家传统皆根源于天理人性,故谓之「道」,而因为根源于人性,所以可以流传久远,叫作「统」。一个人想要成为儒家之徒,想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,首先请你继承这个道统。这个道统并不是任何私人的造作,这些是通于天地宇宙之理的,但现代的中国人能不能体贴继承,就要看每一个人自己努力了!关于道统的体贴和继承,读经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径,因为一切智慧都记载在经典中,从经典中我们可以方便地领悟道统之所在。百年来,道统的失落,而且越离越远,这跟读经风气的断丧有直接的关系,所以我认为继承道统的基础工作就是及早恢复读经的风气。
  继承道统之外,我们刚刚说的,所谓儒家是永远开发的生命,当代新儒家有当代所要面对的问题、所要解决的问题,所以,面对西方文化,又开出两大志业:
  新儒家的第二大志业,是「学统的开出」。「学」专指知识型的学问而言,从逻辑数学开发出来的物理化学等学问——所谓的自然科学,以及用思辨的方式构造系统的方法,这是西方文化的特长。「学统的开出」,其中「开出」这一辞语,有些奇特。刚才说继承,大家很容易了解,这个「开出」,就不容易了解。牟先生在这里用了佛教「一心开二门」的观念,而说「开出学统」。因为真俗两门,都是一个佛心所开展,类比于此,认为中西文化,也都是同一理性所开展。所以中国人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,是顺当的,而吸收西方文化,不是硬着头皮改造自己成个西方人,也不只是照搬移植仿冒式的学习,乃是可以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生根。西方人从逻辑数学表现出文化成就,而中国人也有逻辑数学的本性。既然我们有,我们就可以开出像西方文化一样的科学!科学是没有国界的,因为理性没有国界。所以新儒家面对西方,不像五四那批人的心怀恐惧,新儒家知道我们可以有科学,而且中国要达到目前世界科学的水准,学习科学比起西方发明科学是更容易的;因为他们发明了,我们来学就快了。自从民国初年以来,我们全国的教育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力气来学西方的科学,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的力气、学了这么久还有没学成呢?因为我们只学到仿冒,而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精神。现实的科学成就是从科学精神来的,科学精神是从人性而来的,所以,如果中国人不从科学精神学起,只学到科学成就,便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国家。按照新儒家的理想,从人性出发,科学就有根,有根的学问就能发展,乃至于能够超越。所以,不遵从、不用新儒家的精神来发扬科学,中华民族只能永远跟着西方后面跑。我们的孩子太辛苦了,大部份的辛苦都来自于学科学!五四时代教我们要全盘西化,最应西化的是科学,是科学教育,为什么不学学西方的科学教育呢?西方人学科学是从游戏开始的,而且对科学课程的心态很健康,一个孩子科学成绩好不好,是没多大关系的,这样培养了国民敢于思考喜好思考的习惯,他们就可以成为科学先进国家!我们把科学教育看得太严重了。科学学得好,父母老师很高兴;学不好,很生气。而我们考核「科学学得好」的标准是什么?考试成绩好!其实大家都知道,考试成绩好并不代表有研究精神。我们的科学教育,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向正途。
  我们的科学教育跟西方不同,西方人是引导学生思考:思考得好,很好;思考还不好,以后再学,这样保护思考兴趣。我们中国人的科学教育不是教学生思考,而是叫学生做题目,而且超前学习,学不会就要被压迫!于是大家都不敢思考了!这样,中国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国家,因为不通人性!科学只好移植,移植的科学永远没有根!所以新儒家提倡:学统的开出。当然,不只是科学,包括哲学系统,因为西方的哲学也是用逻辑来发明、来建构的,这对于逻辑的训练是很有意义的,所以我们也应该学学西方的哲学。西方学问还根源在思辨的能力,在逻辑;逻辑在哪里?在每一个人心里。就好像印度人信佛,佛教所说的佛性在哪里?在每一个众生的心里,开发的可能性是一样的。中国古人学佛学,从信念开始学习,但现在我们学科学学错了,只从表面学起!
  但是,学统的开出,不是拿西方的学问来淹没中国学问,就如同中国从儒道两家成为儒释道三家一样,将来中国又开出了西方的学问了,将成为儒释道西四家。讲四家融会,是有根据的,根据什么?人性!
  新儒家的第三志业就是「政统的完成」。「政统」就是政治的统序、政治的传统。中国的政治传统,最早期的理想是「禅让政治」,称为「公天下」;到了夏朝大禹传子开始,成为「家天下」。到周朝,贵族分封诸侯,就成了典型的「贵族政治」。到了秦朝,废封建,置郡县,中央集权,实施所谓的「君主专制」。汉朝刘邦并没有改回去,不过,朝野还有很多人向往于禅让,王莽就是讲禅让讲出来的,可是王莽这个人不行,失败了。刘秀中兴以后,中国的君主专制才定了型,没有再讲「禅让」了。从此两千多年来,改朝换代,就专靠打天下,打完天下,天下就他这一家的。本来贵族政体下夏商周三代的更替,是因为商汤周武的革命,后来专制政体下的改朝换代,也说是革命,其实他们不是革命,他们是逐鹿中原。中国历史中,只有商汤和周武可以称为「革命」。「革命」是有特定意义的,「改革天命」。什么叫作「天命」?「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」,合乎人民心意,就受天命;不合乎,天命就要断丧,所以变革天命叫革命,变革天命是顺乎天听乎人的「吊民伐罪」,那还是道德的意识,后来的革命都是打天下。所谓天下大事,分久必合合久必分,每回打天下,百姓就遭殃。打到最后,西方人出现了民主政治,成为世界共同的价值。
  各位,我们现在的政治传统,应该学习民主政治,假如人间还要有政治,民主政治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政治,虽然它不是完美的,但是,人间没有「完美的政治」,只有「比较理想」的政治。中国人将近一百年的社会纷扰,其实就是要学习民主政治。到现在还没学会,所以,我们要求政统的完成,就是要完成民主建国、完成立宪,由宪法授与政权的合理性,由宪法主导法律、制定法规,以保障全民的自由平等,不会再有政治的恐惧,这样中国人才可以安居乐业,人性才得以正常的发挥,整个民族才能安身立命。要不然中国一直在内斗,这样的人生是浪费的,民族也发展迟缓。所以,儒家有悲悯之情,悲悯民生是这样的苦难,一定要提倡民主,这个民主不仅是民主的制度,还要有民主的内容、民主的修养。民主的修养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当君子,要有良心!你内在有良心,外在有制度,这样才能完成真正的民主。像现在的台湾,有民主制度却没有民主的内容。聪明的,有背景的人耍民主,欺骗百姓、愚弄百姓。百姓被欺骗、被愚弄,就是因为你没有民主的质量。这就是新儒家所要完成的,这难道不是一种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事业吗?这不是为往圣继绝学吗?这叫作为万世开太平!这就是新儒家的志业。所以,希望大家都来学新儒家,立志做个新儒家!
  谢谢各位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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