掌老师与我

  自从见了掌老师,我的生命就起了变化了。
  西历1969年,刚从台南师专毕业,被分派到台中山区逢甲国民小学服务。远离了母校,远离了家乡,我第一次深深感觉到前途的渺茫。几天后,下山来购买米菜油盐,回途中,在山边看到一个凉亭下有七八个小孩子,有的坐着,有的站着,有的靠着柱子,正在读书。仔细一听,有的背论语,有的读唐诗;和着下午的轻风和蝉鸣,语调清朗可爱。心里激起一阵羡慕和讶异──这不是所谓弦歌之学吗?在这穷乡僻壤间……难道我偶然踏进了仙境?向四周望望,记住了这个地点和那个亭名──顾亭。回到学校,迫不及待的问起这事。同事们异口同声叫道,啊!掌牧民先生!那是掌老先生教他们的!接着说,他是一个现代的“隐者”,平常很少出门。但是常有达官贵人和青年人去访他。“听说那些坐黑头车来的都是他从前的朋友或部属。青年们则都是去问学的。”“他只喜欢教人读书,却很少说起他的来历,所以他的身世,很少人知道。”“听说他是日本留学生,但从没听过他讲一句日语,书架上也没一本日文书。”……同事们你一句、我一句的说,愈讲愈神秘起来。我问:“那你们一定都跟他读书啰?”只有一个杨老师说他去过两次。因为那里礼节很多,进门时要鞠一个躬,入了门,要向孔子像行三个礼,然后再向老师敬个礼才算周到。老师又都教人读那艰深的古书,所以不敢去了。别人听说如此,也都裹足不前了。但我真想去看看,那位同事就选了个周末带我去。
  老师住在山下,从小学到那里要翻过三重山岭,大约走上四十分钟,屋子很古老,庭前有几棵番石榴和一株梅树。梅树下有几个青年正在下棋。那些人后来我都称他们为学长。
  那年掌先生才六十九岁,但看起来已经是八十岁的样子。穿着白长袍,坐在沙发上,目光炯炯,脸上散发出一股奇逸高旷的神采,严肃中却带着祥和,就像想像中的古儒。屋内摆设很简单,向门的壁上中间贴着一张至圣先师像,旁边挂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木匾,题着“丽泽草堂”四字。古壁一列书籍,老师就坐在书架前。他看见陌生人来,就站起来点头微笑着招呼,直到我行完礼才坐下。介绍过后,他问我来做什么。我表明是来求学的。他很高兴,笑着就问:“读过四书吗?”我回答在学校里都读过了。他要我举几章解说解说。我才觉察到在学校里读的,只不过应付考试罢了,哪能自由讲说呢!竟找不出一句话来说,正在尴尬,他和蔼地说:“当然,你们怎么能呢?不要紧,不要紧。”接着说:“四书是中国文化的基础,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好好去读它。尤其读古人重要经典,必须‘辞熟’才能‘义透’,最好能读到八九分熟,随时可以举其辞。你去买一本,好好读吧!”于是为我讲了“学而时习之”一章,发挥得很广速,通于人生天地,仿佛把我的心直拉到云霄上放着。从那天起,我才知道读书并不是解释和翻译而已。
  半个月后,我接到入伍召集令,去向老师辞行。他拄着拐杖送我出门。他行动已经不大方便了,但还是勉强一步步很踏实的走。我要去扶他,他一直说不必。请他留步,又不肯。一直送到马路边。我走了几步;他叫住我,只吩咐一句,要好好做人,好好读书哦!等到我走远了,要拐弯时,忍不住再回头看,看到老师还站在那里,身子消瘦而修长,戴着瓜皮帽,一袭灰色长袍,临风轻摆,慈祥地对我挥手。
  到了凤山,我写信给他,他立即回了一信,毛笔淡墨,写在毛边纸上,字迹工整古雅,那时老师写字,手会发抖,很少写信了。我一直珍爱着这唯一的墨宝。
  1970年春天,我受完了基础训练,回台中去拜望他。他问了我许多军中生活和读书的问题,我居然有很多“心得”可以报告了。他一直微笑点头。并告诉我“读圣贤书,除了了解文义外,更重要的是要能在日常生活上应用出来,才算真读了书。”于是举“见贤思齐”一章,说:“只这一章,可以终身奉行,受用不尽。”我忽然大有领悟,此后读书,就较能“反省体察”了。老师又从书桌下拿出我给他的信,除了指正我信封的格式外,指着信上的字说:“你的字写得不好,以后要写好些。”我答:“我也曾用心想写好,但一直都没办法,我看大概没有写字天才吧!”他忽然瞪大了眼睛,厉声说:“ 这什么话!圣人伟大,也是一个‘学’字而已,天下哪有用功而不成的事!”一面说,手指一面在桌上敲得格格响。我吓了一跳,许久说不出话来。他才又心平气和地问我有没有学过书法,我说学校里书法是规定的功课,他问我学哪家碑帖。我说就自己这么写出来交作业罢了。他叹了一口气,把身子往沙发一靠,闭上眼睛,缓缓地说:“当今学校教育,怎能教出一个人来!”许久,又瞪着我说:“你这叫‘无师无法’,你的学长们,没有一个不学书法的,都已有可观处。你就开始学吧!写字取法,必须在汉魏以上。你会写字了,才不愧为人师表。”老师的手不能写了,就叫一个学长教我,然后拿给他批改。我天天写,果然有了进步。后来在军中遇到忠诰兄,给我更多的指导,到现在写字居然成了我的嗜好之一。老师也略略提到我的文章不好,但他说这是急不得的事,须要多读书、多见识。所以没逼我作。到今天,我还是怕写文章,有点悔恨为什么老师当时不强迫我每天作一篇呢。
  夏天,分科教育结业,我奉调到成功岭当排长,每逢假日,就往老师家跑,老师一直关心着我带兵的情形,常问我的心得。起初,满以为此事易为,哪知后来问题愈多。他对我说,要把兵带好,不是简单的事,看诸葛武侯、曾文正公都是儒生,受命于危难之际,而能统领大军,克建大功,其中必有道理在,而这道理都是在他们年轻时早有胸竹了。你现在虽是一个小排长,也应该懂得一些治军的道理,道理通了,做大做小,总是这等子事。于是“命令”我一定要好好看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回营途中,我就买了一本恭恭敬敬地从头看起。吓!那真是一本好书!直到现在,我都还能回忆起当时带学生“打野外”,利用休息时,靠在树下读一段家书日记,被那种亲切有味的文章所感动的心情。
  因为古文程度还很差,所以读到诗文集和书牍时,就卡住了。老师叫我先放下来,以后再看。要我另外读《宋元明儒学案》。我一听到“宋元明儒”四字,大吃一惊,忙说:“老师,人家都说宋元明儒太过刻板,一点也不活泼,把人性都压制了,我个性又比较拘束,恐怕不适合读。”老师听了,很不高兴的问:“你听谁说的?”我一时吞吞吐吐,也不知是谁说的。就说:“反正大家都这么说!”老师更不高兴了:“你自己都还没看过这些书,怎么就跟人家乱讲起来。以后再听到有人这么说,可以先问问他读过没有,体会过没有;再问他刻板在哪里,什么书才活泼,说来我听听,不要光胡扯!我说给你听:梁启超少年时就文名满天下,后来见了康有为。康先生拿出这两部学案来教他,都是他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道理,梁氏于是大为惊服,以后学问也进步很多。现在的人常常还没读到书,没有折过节,就想飞。你先读读看,然后比比看,看看谁才真活泼,谁才真潇洒!”那天晚饭后,就在书架上取下两部书,亲自“监督”着我朗读《胡安定》、《薛河东》两卷,老师闭着眼睛倾听着。读错了字,他马上纠正;读到较难的句子,或地名官名等,就稍加解说。到有重要事件或语句,就叫我停下来,讲解一番,发挥一番,或问我的感想。所以“公裳拜兮”“远道买肉”等故事,以及“圣人不贵无过,而贵改过”“博文是明此理,约礼是行此理”“人心有一息之怠,便与天地之化不相似”等名言,都在阵阵心灵的震撼下刻入了骨髓,只觉愈读愈有味,当把两卷读完,已是夜阑时分,竟然荒鸡四啼了。两个人却意犹未尽,一点也不觉疲累。最后,老师说:“读书之乐,尽在这里,你说说看,学案给你什么沉闷不活泼?”后来老师每教我读一本书,总这样先要我在他面前读一两篇,听他讲解。然后自己接着读下去。记得他为我讲过的还有《史记・项羽本记》、《尚书・咸有一德》、《诗经・关雎》、《易经・系辞第一》、《礼记・儒行》等。只可恨自己太不争气了,并没能好好接下去读。实在辜负他老人家太多。
  我受教渐多,与掌老师谈得也越博杂。有学长来,也叫我向他们请益,所以时间总觉不够。老师便要我星期六去,在那儿过夜。有时,直到星期日晚点名才赶回军营。就在这一天半之间,我最近读的书、想的事,都被指正、疏通和点醒。每次都那么充实而有味,令人心中涌现一股跃动的喜悦。另一方面,在这一天半之中,受到最好的关照;老师会存问身体和精神的好坏,吃饭时,就介绍摆在茶几上各种北方面食和江苏小菜,并告诉我如何品尝好酒好菜。晚上,便和老师的孙儿辈一起睡。有一天谈得晚了,隔天天已大亮,我还没起床,忽听窗外一声轻唤,我一听是掌师的声音,立刻起身答应。他隔着纱窗问:“醒来了吗?”我回答醒来了,他说,如果还没睡足,再睡一会儿。但我已下床了,赶快到草堂来见老师。老师缓缓说:“我本想轻轻地叫你,你如已醒着,就不可赖床;曾国藩一生都强调要早起,记得吗?如果你还没醒,就表示你还没睡够,应该再睡,没想到一声把你吵醒了。嗯!精神还好吗?如果感觉可以,到外面树下去把昨天讲的《夷齐列传》背好来……”我捧着书到屋外梅树下,忽然了解了什么叫作“爱学生如子弟”,什么叫作“如沐春风”。
  退伍后,回到小学来,拜谒老师的机会更多了。我常在下班后,走上四五十分钟到山下来侍奉老师。大半都到十点才回去。老师体气较好,谈得较起劲时,往往不觉漏移三更。有时就留着过夜,有时是摸黑回去。山径崎岖,蜿蜒在丛丛竹林之中,有些路段蔓草高过膝盖,只凭着老马识途,一步步踏下去。若遇天晴月朗的良夜,我常爱在半路一个峰顶上坐下,环视沉寂的群山,倾听远近野虫低鸣和此起彼落脆响的竹落滴声。天地森然,我心澄然,不觉是置身在荒山的夜里。但若遇上凄风苦雨,则不仅路滑难走,两旁的石树,远近的山坡,也都变得鬼影幢幢,竹丛更发出吱吱可怖的哀号,说不定草下忽然会钻出一条青竹丝或雨伞节来,我只好咬着牙赶路。有一次告辞前已是三更,我问老师,如果我在路上遇见鬼了,怎么办?老师笑着对我说,你就问他为何找你,你平生不做亏心事,他不会害你的。接着严肃的说,天下一切事都有个道理,就是鬼也应该讲理的,你不用害怕。后来,如果感觉鬼要出来时,我就想起这话。还好,一直都没真正遇上过。若果真来了,不知我能安心对付否?
  虽然老师对“大德不踰闲,小德出入可也”并不常引用,但他对学生的生活指导却是遵守这原则的,学生有了错误的思想或行为,小处总是宽容而不言。但遇到大原则,常会严厉责备。例如我曾有好几次在老师面前发牢骚,起初,老师还和气劝慰。但当有一次我不知自休,大大感慨什么世风日下,教育无效,国家文化似乎没有前途时,老师忽然生气地骂:“这样你还读什么书!事在人为,社会风气岂不也都是人做出来的?你不能自立立人,反而只有牢骚满腹,同趋下流。做个小人而已,还读什么书!”气得直跺脚。又急切地说:“子张不说吗:‘执德不弘,信道不笃;焉能为有,焉能为无。’你执个什废德,信个什么道来?一个人最重要的是‘气长’,说志气如虹,说长江万里,说百折不回,说知其不可而为……。我看你的志气有多长,一遇到挫折就……唉!”好一会儿都不平息。我惭愧得无地自容,也不知如何谢过。过了几天,老师又把人才和天下风气的关系,以及儒者乐观进取的精神详细剖析譬喻给我听。语气平和,兼杂笑语,好像深怕我那天被骂得受不了似的。啊!老师,您怎知道,那天我反省过后,只有感动,并无丝毫的埋怨和害怕呢!
  老师自己真是笃信笃行的,他老来身体不太好,有一回,突然告诉我说:“你看宋明儒者,除了少数几个外,大都寿命不长,因为他们读书用力过猛,如果缺少运动调剂,最伤身体。你现在常到我这里,来回两趟,少说也有二十里,是最好的运动。我的身体最先衰弱的是双脚,因为读书人常坐着,不用脚,现在一年比一年差了,你应该从现在就随时注意身体。”我除了频频点头外,并向老师建议,他也可以开始锻炼,又很冒昧地举了“穷且益坚,老当益壮”一语以资鼓励,老师听了哈哈大笑,不以为然。但停一会儿却说:“你说得有道理,我可以试试看。”
  过了半个月,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,而老师却告诉我:“程子说:‘性从偏处克将去’,果然没错。这几天我每读书倦了,就起来散步,一天大概有七八回。起初在屋里不敢出去,后来,咦!发觉可以支持较久了,就到院子去,可以绕个三两圈,再回来,也不觉太累,五年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了。你的建议真不错。”我非常高兴,只有暗祝老师能日渐康强。过了不几天,我傍晚下山,在路中意外地看见老师扛着拐杖和一位学长走在一起──老师能走路了,真令我兴奋。从那时起,几乎每天一下班就“跑”下山去陪老师散步。乘着晚风,踏着斜阳,跟随在修长的身影后,老师会问,朱子阳明的格致意义有何不同?什么叫作动亦定,静亦定?通鉴看到哪一朝了?今天中央报上的某篇文章看到了没有,感想怎样?……老师偶尔也教我吟诗,当走累时,坐在河堤边草地上,对着隔岸青山,老师用拐杖击着节拍,他吟一句,我学一句。对于这种简单的中国“天籁”,学起来反觉得比唱歌还难。老师总嫌我“气不畅”,要我放松唱,像那山川鱼鸟一样嘛!胸襟毫无阻隔,才能将气放出来。绝句、律诗;平起、仄起都各有调式,雄浑和凄清的句意也影响到音调的低昂缓急。看老师时而瞪大眼睛,时而咬紧嘴唇,或蓄气满腔,而后迸发一泄;或低吟慢咏,绵绵不绝;真令人陶醉。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“读书声出金石”吧。可惜,现代读书人对这种素养,久已不讲求了;对这种乐趣感觉得太陌生了,我也一直没能学到它的化境。
  记得老师最远能走到半山腰的小土地庙。路上行人稀少,庙前的石桌石椅好像专为我们设下的。我们常在这里休息,谈到天色昏黄才回去。有一次老师指着庙门的对联,问我:“那联子作得如何?”我一看写的是:福德福为德,正神正是神。心想:土地公又叫福德正神,这短短一联,能嵌入四字,真不简单。正沉思间,老师又说:“发觉有毛病没有?里面有一个字该换。”我东找西找,找不出,老师指着下联说:“正神正是神,是说因为正义所以是神,是正神;这一句很好。”又指上联说:“福德福为德,就讲不顺了,你再想想看!”我想了想,才发觉“福”与“德”的关系不够明白。老师要我换个字。我首先把“为”字换成“自”字,后来又改成“从”字,再改成“因”。老师评定说:“‘自’字仄声,不合。‘从’和‘因’都可以。但声音不响亮,我想改用‘由’字如何?”“福德福由德,正神正是神。”我大声朗诵了两次,师徒大笑而起,太阳已经西下了。老师教我作对子,大概是从那次开始的,因为他说经史是米饭鱼肉,诗文是水果,都是不可缺的。后来有一次我在草堂前扫地,老师叫住我:“你现在手动着,心里闲着,我出个题目,你一面做工作,一面想想看。古人有句话说:‘文能安邦,武能定国’。你另外想两个句子来代替这个意思。”我用了我所有对联知识,捏了两句:“制作垂千秋典则,胸中藏数万雄兵”,满以为对仗工整了。老师一听,却说:“意思是表达了,但嫌用力了些,凡作文不可以太雕琢。我心里的底案是‘文能感人,武能劳作。’你读过学案,应当记得前儒说的‘未能感人,皆是我诚意未到’。一个人在文方面能感动人,可见其德修了;孟子过化存神也不出感人之意。又你读《曾文正公集》,记不记得曾国藩一生恪守的是勤勉一事,前儒也说‘办事第一要耐烦’,一个人在各方面能耐烦勤勉,任劳任怨,天下还有不可为之事吗?因为刚才看你在劳作,所以想到这两句,你要好好记着。”老师的话,就常是这么简单而深入。每年中秋,老师总叫学生们撰个联,贴起来互相观摩,这样可以看出同学们的书法工夫以及考察个人的志趣。大家一面饮酒,一面剥饼,一面讨论着联语,常闹到深夜。
  老师一有好东西,都分给学生们同享。学长们有的年纪较大,跟老师较随便,一进门就往桌下找,老师问找什么──原来在找有什么好酒可喝。因为老师有时会把喝剩下半瓶的好酒藏着。好让在外地的学生回来也能分享得到。有的同学从远地回来,偶儿也带一两罐新巧的罐头或几个别致的糕饼之类与老师共进一餐。师生几个边说边笑,两杯好酒,几盘小菜,一人一个羊角馒头,居然可以吃上两个小时。老师以见到学生为乐,学生以聆听老师谈话为乐。在热闹时,老师总合不拢嘴,常说:“看到你们个个好学,我就感到民族的生机无限。”除此之外,老师很少收受学生的东西。犹记我退伍后第一年过春节,依照世故,用红纸袋包了三百六十元给老师拜年。嗑过头后,老师拿起红包,抽出钱来说:“你刚会赚钱,一面要多买书,家里也需要你补贴,钱是不够用的,我的生活还过得去,你这些钱拿回去,留下十块钱,我收了,也算成了礼,要知道,礼在有无,不在多少……。”“还有,你该在红纸袋上写上‘年敬’两字,然后署名‘受业某某’才合礼。”所以我所献给老师的“束修”就是每年春节的“年敬”十元。我不知真合礼否?但老师却一直很高兴。最后老师病得很重,入院,决定要开刀。符合血型的十几个同学暗中商议,以为新鲜的血最好,便要求捐血,每人五百西西,我也是其中一个,但因为几天来看顾老师,身体较累,抽了三百西西时,医师说我脸色不好,不可以再抽,才由一个身体最壮叫谢忠材的同学多抽二百西西。虽然,捐一点血是微不足道的事,但老师在开刀后醒来,医师无意中告诉他时,却大为讶异,责备我们不该如此。然后闭目沉思,久久不语,泪水忽然从老眼中一颗颗掉下。我们第一次看到老师如此伤心,几个同学也都哭了。
  老师半生就这样无条件地劝人学好,教人读书。以改良社会风气,肩负中华文化自任。他曾在草堂中贴了一句话:来者不拒,去者不留。所以来学的人有四五十岁的,也有国小二三年级的,有博士大学生,也有工商官场中的人,前后千计,随时而来,随意而去。有的捧经问道,有的请教疑难,甚至为学生疏导情感,拿钱资助学生生活。一向没有课程,也没有教材。只有一个一定的原则──好好做人。他常感慨地说,教育之事,一定不可以独靠学校正规教育,学问是要切磋,德性是要琢磨的,课堂上,一班那么多人,上课下课,总是粗枝大叶,做不到始处工夫,不能真正感动人心,难怪青年学生对文化隔阂愈来愈深,社会上应该提倡私人讲学的风气,补学校教育之不足,两轨并行,确实造出一批人才来,才能把中国文化传下去。为了造成读书风气,老师并领导学生发起了捐书捐款活动,在乡间成立了一座简陋得仅足以“遮风雨,避日月”的图书馆,每年并举办一次书法展览,对地方上的学生造福不少。他又曾编了几句话,要来学的小学生一进门就朗诵一遍,听久了,我们较年长的也背上了──“来这里,学人道;学人道,能自救;能救人,能救国,能救世。”从这几句话,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老师的教学旨趣和用心。
  有位学长说,来老师这里,所学的都是第一等事:喝第一等酒,写第一等字,读第一等书,做第一等人。真是不错,如今,一想到老师,我就想起那句话──“既醉以酒,既饱以德”。

──《国文天地》第三期,19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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